见《教师学习资料》201803期

原标题：声音︱张民生：我亲历的上海中小学课程改革

文：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张民生

忆及当年，岁月如歌。改革开放是火种，点燃了每一个教育人的激情。思课改，做课改，勤学习，勇实践。

我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上海一所初中任教，“文革”结束后被调至区教研室当教研员，一年后又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当老师。1988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调到上海市教育局担任副局长，分管教师队伍建设、教育科研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就在那一年，上海启动了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改革。当时我是从教师培训角度参与课改工作的。1995年，上海成立教育委员会，我担任了教委副主任，中小学课改是我分管的主要工作之一。

退休后，我仍以专业身份参与上海和全国中小学课改的一些工作，直至最近的全国高中课标修订工作，所以我是上海和全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亲历者，下面我将谈谈我亲历的上海中小学课程改革。

为什么要启动课程与教学改革？怎样改革？

课程与教学改革对教育而言绝对是头等大事，它回答着教育的三个根本问题，即：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因此，启动它必定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主旨思想和改革目标（为什么要改革），还要有顶层设计、工作步骤、行动策略、反思完善等（怎样改革）。

改革开放后，全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当时上海的基础教育在市政府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在扩大和优化供给以及提升内涵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上海市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对学校进行了布局调整和改造工作，如对市区大楼中学、弄堂小学和石库门幼儿园的内部设施设备进行改造（当时被称为“热水瓶换胆”），在农村启动了危房改造工程。1985年上海颁布了《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由此，上海步入了依法治教之路。

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市教育行政部门在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同时还树立了一批通过努力而改变面貌的典型学校。当时比较知名的有位于三湾（即朱家湾、潘家湾、谭子湾）一弄（即药水弄）地段的普陀区中朱学区（内有16所学校），该学区提出了“不怕差，只要抓，因为差，更要抓”的口号，通过努力改变了薄弱面貌，在全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革”十年教育是重灾区，受到破坏的还有整个教师队伍的建设。仅就教师学历达标率而言，1979年高中教师为40.5%，初中为28.4%，小学为45.3%，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随后，即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教师学历达标的补偿教育，通过十年的努力，达标率已分别上升到66.2%、80%、74.4%。1985年上海市教育局组织起草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1989年由市政府正式颁发，这是全国首创。由此，上海中小学教师队伍进入到规范建设的新阶段。

一期课改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充满着改革发展的激情，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三个面向”的引导，促进上海教育思考未来之路。上海市政府基于“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开放城市，要尽早制定出面向世界的教育战略，筹划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人才的培养，以避免战略上的失误”，提出“尤其要重视研究基础教育的学制和课程改革”。

根据这一要求，由市教卫办领衔成立了教育战略发展研究课题组，在课题报告中对基础教育提出了“先一步，高一层”的要求。我正是此时调入市教育局工作，因此记忆深刻。正值此时，国家1988年全国教材改革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迎来了承担国家课程教材改革先行先试的历史性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一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当时在启动课改之时，上海对原有的教学大纲、课程教材、教学评价以及国际上相关状况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由此为课改的启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一期课改中，把培养学生的素质放在核心的位置，并率先提出发展学生的个性。在课程结构上提出设置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三个板块。改变了学科必修课程一统天下的状况，给学生以课程选择权。

对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活动课程是由原来的课外活动调整而来的，是以实践为基础，以活动项目为主要组织形式的课程，是跨学科体验式的。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指向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素质的提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理念具有前瞻性。上海和全国的课程改革至今一直吸纳了这一设计。

记得有一次我到上海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去听唱游活动课，课的内容是学校接待来访的外国友人。该校教室里没有桌子，学生坐的椅子是木制的一个正方体，可以随意地搬动，学生坐在上面可以朝着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自由转动。

整个过程中，有礼貌的接待、学校的介绍、多种的表演、共同的活动等都令人难忘。教师课上得生动有趣，耳目一新，学生全都参与进去了，十分主动和积极，完全改变了过去呆板的音乐舞蹈课，在活动中学习，直至今天我仍印象深刻。

要适应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变革，没有教师的主动参与是不能成功的。当时上海的《中小学教师进修规定》已正式颁布，在业务培训的内容中已把课改内容纳入其中，并有相应的学分管理制度和考核规定，这样培训就常态化了。

1991年，我兼任上海教育学院院长。通过党政班子的讨论把学院的办学方向确定为熟悉普教、研究普教、服务普教。同时由市教育学院牵头与各区县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组成网络，分工合作共同做好进修规定的实施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课程改革从小范围试验到进入全面推广，组织体系和保障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市级层面，确定市教研室为课改的业务管理机构，全面转型，为课改服务。其他如市普教研究所、市电教馆都要面向课改做好服务工作。

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央领导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强调创新的重要性。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的发生，更是加深了这一认识，培养创新人才成为全球共识。

教育部明确提出素质教育应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并进一步部署全国中小学的课改工作，同时组织专家开展课改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上海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已经确立了与世界接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市委市政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目标，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随后市教委基教处与普教所政策研究室等一起研究起草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步骤，然后统一认识，市、区（县）联动，高效实施。

按照规划，首先是教育规模、条件和机会的大幅提升。从1995年开始薄弱学校更新工程、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建设工程、义务教育达标工程、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工程和加强初中工程相继进行，其中多数工程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每个工程有规划、有评估，基本三年完成。通过这些工程，上海的基础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和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这些工程相应，内涵发展必须同步推进。对此，在一流教育规划中特别提出了课程改革的深化问题。据此，上海市教委对课改开展了全面的调研。199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领衔的两个课题组，分别提供了关于深化课改的高质量调研报告。

此时，教育部也积极准备在全国推出新课改。多年来，教育部对上海课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上海努力深化课改，以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

二期课改

深化上海课程改革（后统称为“二期课改”）须与上海城市化发展需求、高素质人才发展需求接轨。二期课改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为主旨，围绕突破考试文化的制约，以素质教育，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要求展开。

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课程理念和课程目标，在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方面，努力在一期课改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二期课改从学生发展为本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课程，确立课程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经历并获得学习经验的观念，以德育为核心，强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以改变学习方式为突破口，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加强课程的整合，促进课程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

依据上述要求，二期课改重新界定中小学教育应向学生提供八个学习领域的课程和五种学习经历，即语言领域、数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社会领域、技术领域、艺术领域、体育与健身领域、综合实践领域；品德形成和人格发展的经历；认知发展和潜能开发的经历、体育与健身的经历、艺术修养和发展的经历、社会实践的经历。

为发挥课程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二期课改设计了由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探究）型课程构成的新课程结构，并以必修、选修和活动作为课程实施形态。

在二期课程改革的研究阶段，上海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当时有几件事情，对我们深有启发，至今记忆尤深。

★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发现在一些中学的活动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例如市西中学安排学生到居委会当见习居委会主任，同时开展一些调查。当时我陪市领导去市西中学调研时，看到学校编的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思维之光》，里面是学生写的一些调研小文章。我们感到这样的活动课程，对培养学生了解生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很有教育价值，而且学生对此也非常有兴趣。

★ 第二件事情是，我当时在报刊上看到一位赴美学者高钢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他在美国学习时，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美国读小学。开始还有点担心，因为学校里没什么功课，老师说他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所学年级的水平。后来他发现儿子在老师的指导下研究了一些小课题，如介绍中国，研究什么是文化。他的儿子收集了很多材料，进行了有模有样的“研究”，而且非常投入。完成的作业，大大超乎他的想象。

这篇文章写得很生动，社会关注度很高。后来还有不少类似的例子，我还了解到法国等一些国家与地区也开设这样的课程。因此就想到可以借鉴这些例子，组织学生开始小课题研究。由此我们提出了研究型课程的概念，在小学和初中称为探究型课程。研究型课程提出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形成了一波研究和实验的高潮，出版了不少书籍和研究报告。

当时我们还连续几年召开全市性的研讨交流会，教育部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会议。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些例子。当时上海新建了一个学生的实践活动基地——东方绿舟。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去了东方绿舟后，师生讨论提出要为东方绿舟画一张正式的地图，并把它作为研究型课程的一个内容。他们学习专业绘制地图的规范，进行了测绘，地图画成后正式出版了。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张由学生画的正式出版的地图。

学生的研究课题，大量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联的，如有一所小学的学生研究家庭装修的污染问题，其中包含噪声污染。这些研究使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和能力，同时还提升了他们的责任感。

研究型课程的内容是综合的、开放的，其过程是动态的、合作的。其开设的最大困难是教师不适应，不知道怎样指导学生开展研究。为此，我们一方面进行培训，另一方面鼓励老师做中学，学中做，同时加强分享、交流和研讨。我们希望教师在学习了以后，不仅能指导学生的课题研究，更希望老师们把这样的学习方式迁移到学科的教学之中，以改变原有的讲授教学一统天下的状况。

我们当时有个想法，就是想把研究型课程做成一个课程的特区，能起到实验和辐射的作用，从而撬动整个学与教方式的转变。当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搜集国内外的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编制相关的教学资源。参加这个研究组的有市教委教学研究室、市普通教育研究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及上海师范 大学的有关专家，这个小组对研究型课程的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课程结构想清楚了，接着就应当考虑各门课程的改革了，十多门学科课程其实是课程中的主干，以往这就直接交给各学科教材编写组去做了，虽说有总的改革目标要求，但如何落实到各学科中去还是缺乏研究的。

二期课改为此设计了一个中位的研究，即要求各学科起草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且由数学学科先行。数学的行动纲领草稿出来后，我们组织各学科专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通过讨论形成了共识，也统一了思想，接着就启动所有学科行动纲领的起草。对数学的行动纲领的共识有：

如让所有学生学习更好的，但却是有区别的数学，这种区别主要基于学生自己的需求和选择；让每个学生都会用自己内心的体验和主动参与去学习数学，这种体验和参与会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重视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加强课程的主干——最基本的数学知识，削枝强干；增加课程的可选择性等。

一期课改中所有学科的改革同步推出。由于各种原因，各学科的改革步伐是不平衡的。在二期中改变了工作策略，采取了成熟一门推出一门的做法。

例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向我们推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香港版英语教材，我们首先选少量学校使用“原汁原味”的牛津教材，以此了解这套教材是否适用于上海。记得当时我带队到参加试验的位育中学召开了座谈会听取意见，参加座谈的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普遍对这套教材表示欢迎，因为它结合生活实际，有趣且实用。而教师感到难教，因为每节课的生词较多（虽然要记忆的并不多）。经过讨论，更多考虑学生们的看法，一致同意引进，并对该教材进行本土化改编，这就是通称的牛津英语。这也是二期课改中最早推出的教材，实际证明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中小学课程改革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教育改革中是少有的。绝大多数人受过或多或少的教育，都自认为懂点教育，所以讨论教育的起点较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人都可以说教育，人人都可以评教育。课改从开始设计到实施就充满着各种争论和意见，有领导的、专家的、社会的、家长的、教师的，等等。有专家说，20世纪在全国新课改推进中就曾有三次大的学术争论。

所有这些争议使课改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课改的成效是严重滞后的，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也是很难做到的。往往人事的变动，也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因此慎重决策，动态调整，进中有退，以退促进是十分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不忘初心，坚持初心，持之以恒，水到渠成。在这里初心就是以学生发展为本。

对上海课改和我来说，上海参加了两次PISA（2009，2012）测试的成绩，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有专家撰文分析说，平均成绩优异至少说明课改保证了基本的教学质量，而高端思维的优异，反映了课改的成效。测试结果也反映出学生负担重等问题，我们没理由自满。

课改是我教育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经历，能参加这一重大改革也是人生之幸，因它使我对教育的本质和现状有更深刻的理解。由于课改，在上海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他们有经验、有理论、有实践、有担当 。感谢他们!敬佩他们!改革还在路上，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努力！